三月二十四日，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常务副主席陈晓光，率调研组到湖北当阳调研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自2009年我国启动新一轮的医改以来，从中央到地方，都进行过不少探索，也取得了一些实实在在的进展。作为一项长期、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如何进一步深化医改，从根本上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成为政协委员们关注的焦点。

近日，全国政协在京召开“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专题协商会，多位委员、专家与国务院相关部委负责人面对面展开交流协商。政协委员中的民主党派成员在交流中都提了哪些建议，本期“视角”栏目将为您呈现民主党派成员眼中的医改。

力推家庭签约医生 落实分级诊疗

城市大医院“大小病通吃”，人满为患，一些地区甚至出现了基层服务量负增长，加重了看病难问题。在委员们看来，解决看病难，必须建立分级诊疗制度。

农工党中央副主席、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蔡威认为，在当前情况下，推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可以充分发挥基层医务工作者的积极性，有效解决基层“愿意接”、“接得住”的问题，有助于形成医疗服务体系上下联动、促进医疗卫生工作中心下移、建立分级诊疗运行的新机制。

日前，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三次会议已审议通过了《关于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指导意见》。但真正落实《指导意见》，还面临着基层医疗机构推动签约服务动力不足，基层医务人员落实签约服务的动力不足，群众主动参与签约服务的动力不足。

“建立有效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关键是建立良性激励机制，鼓励医疗资源下沉到基层、鼓励医务人员安心在基层服务，鼓励常见病、慢性病患者在基层就诊。”蔡威说。

为此，蔡威建议建立患者基层诊疗激励机制，通过确定优先对象和原则，重点选择老年人、慢性病患者签约；提供便捷服务，吸引签约者。

民盟湖北省委会副主委、湖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杨云彦也认为，应当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和健康管理“双签约”，为居民、特别是慢性病患者持续提供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服务。

对于人事薪酬政策支持不足、从业者积极性不高、分级诊疗机制与家庭医生制度衔接不够、医疗机构缺乏主动推进意愿等问题，杨云彦提出，可以通过加大培养力度、规范培养模式、统一培养标准，促进家庭医生规范化、专业化和职业化。他还建议，完善家庭医生职业发展路径，畅通基层卫生人员的职业上升渠道，建立以签约数量和服务质量为基础，以签约服务费为主、财政补贴为补充的家庭医生薪酬分配制度体系，鼓励多劳多得、优绩优酬。

推进“三医”联动 提高综合效能

当前，医改的制度化推进正有序进行，有些试点经验为深化改革开辟了新的实践空间。但体制机制障碍问题仍突出，“三医”联动在多数地方尚未真正实现。

一些政协委员认为，政出多门、各自为战、相互掣肘，使得改革受困于部门利益、职能藩篱和原有政策的条条框框。

农工党中央副主席何维建议，在中央层面，出台“三医联动”的实质性改革方案，提升医改系统性设计水平，提高改革政策制定和落实的综合效能；在地方层面，由地方党政一把手任医改领导小组组长，确保各部门的联合、协调、协同行动。

“把医保体制改革作为‘三医联动’的突破口。”何维还建议，创新管理体制，建立独立的医保基金管理机构，统一经办“三保”，作为第三方机构独立运行；加大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力度，将其与临床诊疗路径、分级诊疗等有机衔接；统一和调整医保目录，提高国产创新药品、器械耗材和优质仿制药的比重。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曹鸿鸣认为，应实施“三医”联动与“三改”并行同步推进。在推进医疗、医保、医药联动改革的同时，同步改革医疗卫生体制，改善医疗服务质量。此外，要发挥好社区卫生机构治小病、管慢病、防未病多位一体的服务功能，重点探索管理健康、预防疾病的有效措施，加大对疾病预防控制的投入，做好重点流行病预防控制和慢性病的防控等工作，最终实现医疗卫生资源供需链良性发展。

理顺体制机制 坚持公益性优先

公立医院是我国医疗服务体系的主体，担负着维护人民群众健康的重任，也是医改的重点和难点。

“当前，我国公立医院薪酬制度存在一些问题，这也与‘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和医疗卫生领域的腐败问题有很大关联。”农工党河南省委会主委、河南省原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高体健认为，公立医院改革要从人事编制薪酬制度及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入手，改变目前存在的过度医疗、医患矛盾激化、医疗资源供给与需求不匹配等矛盾。

高体健提出，要建立一个薪酬水平较高，以基本工资为主，辅以超时超额工作的津贴补贴，以及具有中长期激励效果的奖励性工资的薪酬制度。通过实施科学的绩效考核，真正做到多劳多得、优绩优酬，使绩效工资重点向临床一线、业务骨干、关键岗位以及支援基层和有突出贡献的人员倾斜。

在九三学社湖北省委会主委、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教授田玉科看来，公立医院面临的困境，既有政府投入不够、体制机制不顺等外部原因，也有医院内部缺少人文关怀、忽视精神追求的自身原因。他建议，医疗机构要主动作为，自我革新，改革管理模式。

“加强文化建设也应是改革的重要内容”。田玉科提出要以“患者需求至上，倡导合作医学”理念指导，对医院进行以人为本、以病人为中心的合理布局，提供全面人性化服务，树立“医患关系零距离，患者满意零投诉”的服务目标。

针对非营利性医疗资本融资困难，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北京大学医学部主任助理吴明提出了鼓励社会资本与公立医院合作办医的建议。

“可允许社会资本与公立医院合作办医，但应予以规范。”吴明认为可以在有约束的前提下，允许社会资本与公立医院的非资本性合作，必须严格与公立医院合作办医的社会资本的准入条件，对办医过程严格监管，严格退出的监管，稳步推进社会资本与公立医院合作办医。

（文章来源：团结报）